達爾文循著一條近乎理想化的道路，邁向了博物學的巔峰。他以數量龐大的暢銷書，給上帝的子民們沖了個涼水澡－－沒有浴巾，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四處甩水。
懶散學生結識貴人
 達爾文從來就不是好學生。16歲以前的公學生活，達爾文大都是以翹課度過的。他戀戀不捨懸崖上的家，以及課室以外的任何地方，用五花八門的貝殼、甲蟲、礦石和硬幣來滿足自己的收藏癖。當然，他的成績，比妹妹還差上一大截。所以，在成年達爾文的腦海中，這所學校是一片“空白”，這當然是選擇性記憶的結果。
畢業前夕，達爾文成了哥哥的跟屁蟲，在為哥哥的化學實驗室的跑腿中獲得無上樂趣，不久之後又迷上了打獵。無從知曉他是否從中獲得了殺戮的快感，不過這為他以後的標本採集帶來了莫大的方便。而在此之前，為了觀察海鳥習性，達爾文已經在海灘邊踩踏了不少鳥糞，或許這些鳥糞起了激將的作用。至少，少年達爾文肯定是好奇大過愛心，他甚至無故揍過一只小狗。
16歲時，達爾文又以師弟的身份，背負著繼承祖業的期望，和哥哥一起進入了祖父的母校－－愛丁堡大學學醫－－直到一場未經麻醉的外科手術，把他驚嚇出手術室。愛丁堡的生活延續了之前的無拘無束，達爾文還是把大量時間花費在了採集活動上。從這時的翹課生活開始，達爾文開始結交當時頗有名望的學者，當然，這些人都比他大上不少。在以後的成功之路上，到處可見他們的身影，其中包括拉馬克進化論的信奉者格蘭特。後者曾跟他談起過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理論，但達爾文顯然不感興趣，考慮到他的祖父就是該理論的原創者，這種心不在焉也就理所當然了。
氾濫的同情心把達爾文趕回了老家，讓父親大為光火，不過他還是和達爾文進行了耐心的長談，建議他做鄉村牧師。目的很簡單，只是為了不讓達爾文成為”遊手好閒的運動員”。達爾文則繼續執拗，直到確認所有英國教義都是真理，才勉強答應。惡補了古典語言知識後，終於進入劍橋，開始他的最後一次基督教之旅。
 毫無意外的，劍橋的神學正如愛丁堡的醫學，對達爾文毫無吸引力。喝酒賭牌之餘，達爾文繼續豐富自己的昆蟲收藏；他甚至還讓一只“大十字”甲蟲獲得了達爾文甲蟲的美譽－－只因為在達爾文嘴內放了個臭屁。他用一個涸澤而漁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昆蟲新種，以致大昆蟲學家斯捷芬斯的甲蟲書裏還常見”查理達爾文收集”的標籤。神學課程中的耶穌似乎也沒手術臺上的病人那麼嚇人了；只要突擊一下，考試還是可以過關。和現在的大學生完全一樣，在“及格萬歲”的歡呼聲中，達爾文莫名其妙地畢業了。時年22歲。
 晚年回顧大學時光，達爾文認為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浪費，課堂上毫無所獲。和現在大學生不同的是，生活富足無憂的達爾文不需要為貸款勞神，他悠閒地和眾多優秀學者共同遊蕩，雖無風花雪月，聲色犬馬卻是不少。此時結識的植物學教授亨斯洛直接促成了達爾文的環球之旅。當時只是愣頭青的達爾文之所以能獲得眾多知名學者的青睞，顯然與他的性格相關，從眾人對達爾文的回憶可以看出，達爾文繼承了父親溫厚熱忱的性格，很少有人能不被這種迷人的個性所吸引。
環球之旅萌發新思
畢業後的達爾文繼續四處遊歷，進行地質學考察，這些正是達爾文日後賴以成名的基礎。這時他收到了來自亨斯洛的“貝格爾號”隨船推薦，不過這個推薦只是因為他似乎正是羅伊船長心中的高尚人士，而和學術水準無關。事實上，在達爾文之前，亨斯洛不僅考慮過親自前往，還推薦過一位親戚詹寧斯；他們三人的共同點極多，都是熱愛自然的基督教牧師。但亨斯洛礙於婚姻，詹寧斯則被兩個教區所羈絆，只有達爾文孑然一身，似乎是最合適的人選－－如果他的醫生父親同意的話。
達爾文猶豫再三，反復食言，終於在舅舅（也就是未來的丈人）的支持下，前往倫敦接受羅伊船長的面試。達爾文的粉絲們常常認為達爾文能獲得以苛刻著稱的羅伊船長的認同，證明他確實有兩把刷子。殊不知，這次航海之旅差點因為達爾文的鼻子而告吹，幸好他的熱情和善打動了船長，方能如願以償－－達爾文的性格再次為進化論做出了貢獻。
達爾文乖乖地遵照羅伊船長的建議，把500英鎊預算中的十分之一用於購置隨身武器，其他裝備也一應俱全，並且在貝爾格號反復的啟航返航過程中越發豐富和完善。受累於惡劣天氣，修葺一新的貝格爾號海軍考察船，在歷經反復折返之後，終於揚帆遠航了。大海送給達爾文的第一份禮物是滿甲板的嘔吐物。在經濟的掠奪心下，一種新的科學思想正在蠢蠢萌動。
然後就是歷經五年的環球之旅，但他的大半時間是在陸地上度過的，腳踏實地讓達爾文的槍法奇准，標本收藏也急速增加。1835年，貝格爾號在東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島停留五周，進行補給。在達爾文看來，這群火山島不再是羅伊船長所謂的“魔鬼聚集地”，而是生命的伊甸園。海龜、鬣蜥、軍艦鳥和燕鷗，在扭曲冒煙的火山熔岩上，展露出別樣的生機。
加拉帕戈斯群島一直以來是海盜商船的補給站，在吃了幾個月的企鵝肉和腐爛豬肉後，船員們嘴裏都淡出鳥來，能在群島補充新鮮肉類的機會是絕對不會放過的。達爾文之前已經聽說有人能夠根據龜殼的形態判斷其屬地，於是趁此機會，深入內陸找尋傳說中的奇怪象龜。象龜脖子細長，上方的龜殼有拱形突起，方便抬高頭部采食仙人掌花朵。這個拱形正是群島的名稱由來，不過達爾文只見到了常規的圓殼龜。幸好他在空中收穫頗豐，在大量的雀鳥標本中，發現各島上的鳥喙多有差異；可惜倉促之間沒有標明採集地，精彩大打折扣。
在船上，達爾文終於一睹象龜的風貌，這些象龜被船員們作為食物儲備搬上軍艦，它們新陳代謝極其緩慢，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冷藏庫。根據歷史記錄，1840年代加拉帕戈斯週邊的弗洛雷瓦島象龜就已滅絕，達爾文可能正好吃了這最後的一批。龜殼被拋進大海，達爾文終於和象龜的秘密失之交臂。26歲的達爾文沒有大鬍子，可塑性極強；在大啖象龜肉的同時，采自不同島嶼的朝鳥東鳥鳥逐漸向達爾文吐露了進化的秘密，他開始認為“這類事實是對物種不變觀點的反駁”。
暢銷奇書引爆激辯
此時的進化新芽，距最後公諸世人，還有20多年的等待。在這漫長時期內，達爾文不慌不忙地整理標本，和學者朋友們無私分享這些成果。在地質學權威賴爾（比達爾文大上一輪有多）的幫助下，達爾文開始以地質學家的身份在學術界展露頭角，期間更是以一部《貝格爾號航海之旅》榮登暢銷書作家之位，為日後《物種起源》的暢銷奠定了基礎。婚後他遷居倫敦郊外的一座莊園，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逃離了倫敦的迷霧，達爾文的健康仍不見好轉，每日只能工作二三個小時，但堅持筆耕不怠。寧靜的鄉下生活完全符合達爾文平和的性格，他已知足。
1858年，年過半百的達爾文對這種傑出學者的樸素生活十分滿意，但他顯然沒有料到，自己的天命居然是偉大學者。這一年達爾文收到了一篇同樣滲透著自然選擇思想的論文，作者是初出茅廬的華萊士，後者希望從這位著名而溫厚的長者（身份當然是地質學家）處獲得指點。受這位後生崽的激勵，同時在眾多科學家的鼓舞之下，《物種起源》於次年出版，當日即被搶購一空，世人譁然。
一個牧師向基督創世的宗教信念叫板，已經是社會上的大事件；作者同時還身兼著名學者、名聲顯赫的家族成員、暢銷書作家等多重身份，無疑將事件觀賞性推向了更高層次。隨著達爾文一系列有關人類起源和自然選擇的學術著作陸續出版，爭論更是愈發激烈。問題在於，達爾文的著作不僅極其嚴謹，而且通俗優美、簡潔易懂，於是不可避免地成了暢銷書，這也就使得辯論不再局限於學術團體，社會大眾也參與進來，為自己的祖先面紅耳赤。雙方各擁重兵，在一場場激辯之中，達爾文派逐漸扭轉劣勢，在理性思辨的科學家中贏得了更多關注，並成功保持了這種優勢，進化論最終成為科學家共同體的重要理念之一。
身處這場社會思潮大變革的漩渦中心，達爾文一如既往地從容而沉靜，他彬彬有禮、小心謹慎，儘量避免和同僚發生哪怕最小的摩擦。即便面對曾經的老師塞治威克尖酸刻薄的批評，達爾文也認為他有一顆”慈善而高貴的心”－－雖然他連”火燒另一個人”之類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主角雖然身在鄉下，但達爾文追隨者眾，赫胥黎甚至自稱是“達爾文的走狗”，華萊士則堅決把所有功勞推給這位知遇，扯起了達爾文主義大大旗。植物學家華生尊他為“本世紀的、甚至是一切世紀的博物學中最偉大的革命者”。
早期的達爾文吸引了前輩的注意，如今他的馬前卒中也不乏後生崽，有這幫戰士奮勇前行，達爾文只要在家潛心修訂早期作品即可。即便他的作品已經獲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達爾文還是刻意關注各種反對意見，並認真地加以分析。這種誠實在初版書籍中就已體現，他花了幾章的篇幅對自己的理論提出批評，直面各種異義，坦承自己理論的不足和難處。或者，更準確地說，這種坦誠正是《物種起源》和達爾文成功的原因。
進化新說餘波未止
達爾文自己擺出的這些反對意見，至今還經常被反進化論者掛在嘴邊；自然選擇理論的成功，使達爾文至今還是反進化論者的“審判”對象。但是，在聳人聽聞的標題背後，我們實在難以看到內容和品行足夠和《物種起源》媲美的作品。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嚴謹的邏輯結構、優美動人的文字表述，至今沒有一部反進化論著作足以與之匹肩。至於對反對意見的直言不諱，更是鮮有來者。
歷史證明，達爾文直言進化論的缺陷，反而促使了該理論的成熟和完善，這也是現在科學家共同體所秉承的理念。反對者們認為正是共同體對科學刊物的把握，維護了“進化論這一錯誤的理論”，他們絲毫不考慮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現象。然而，依據一些重要期刊的編輯的說法，他們幾乎從未見過反對進化論的投稿。嗯，因為論文可能被拒而拒絕投稿，似乎難以證明這種反對理論有多正確。
科學上的進化論還值得一辯，社會達爾文主義卻讓人惱火。有人以“優勝劣汰”來宣揚種族滅絕主義，也有人篤信人類自會進化，甚至還有一群極端反達爾文主義者組建了地下組織，毅然成為恐怖分子。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理論，曾經受到過如此禮遇，不知是福是禍。
與進化論密切相關的優生學也成了反進化論者的武器，他們嘲笑達爾文和表姐結婚，生出了弱智小孩。姑且不論人身攻擊是否失格，這種說法顯然不合實情，在達爾文－威治武德家族中，至少誕生了10位皇家學會會員，以及無數的藝術家和政治家。
無論如何，在1882年達爾文去世之時，科學界正為進化論大動肝火。這位“叛逆”的基督徒享年73歲，被厚葬在西敏寺，可以方便地和牛頓在地下碰撞思想。如今論爭的塵土基本落定，但我們最應該懷念的，或許不只是歷經修正的進化論，而是達爾文在成功之路上灑下的個性之花和學術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