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詩峰
今年是中國和印度建交60周年。近日，第二屆中印論壇在京召開，到會專家學者再創紀錄，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印度正受到各方關注。眾所周知，印度的資訊產業發展得很不錯，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啟示呢？
各自國情決定IT業方向
1995年前後，中印兩國都加入了互聯網。不過目前看來，中國在互聯網產業發展方面比印度快很多。主要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早，30多年的經濟改革使電信骨幹網絡建設等基礎行業的發展較為成熟；而印度從1991年才開始改革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1998年之前印度的互聯網接入服務都由VSNL公司壟斷經營，所以基礎設置較差，影響了互聯網的發展。
筆者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代線民，與中國互聯網共成長。1995年筆者進入大學電腦系的時候，中國的互聯網才剛剛拉起幾根經緯，用戶大部分是高校師生，互聯網的管理權也多在學術機構，例如.cn的功能變數名稱管理機構CNNIC就屬於中國科學院。當時，互聯網中文內容資源很少，應用也僅局限於BBS、E-mail等，搜索引擎大多使用雅虎，流覽器都還是網景（Netscape）的天下。
當時，印度互聯網的商業化程度比我們略高一籌，印度在1997年就有了網上銀行服務（ICICI BANK），而中國直至1999年才由招商銀行第一個推出網上銀行服務。
起步後，由於中印兩國社會文化背景不同，各自互聯網發展方向也出現了有趣的差異，其中兩國線民的英語程度是關鍵。
互聯網在中國出現後，第一要務是“漢化”。1997年推出首家中文免費電子郵局（163.net），系統開發者、網易老闆丁磊順應潮流成為當時的首富。那時，把美國的互聯網應用漢化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主要模式，第一批IT富翁應運而生。
印度就沒有這種麻煩。由於歷史的原因，印度知識階層、比較富裕的人群大多能熟練使用英語，雖然不能使用英語的印度國民是大多數，但出於經濟教育等原因，他們不能使用互聯網，因而，“本土化”不是印度互聯網的發展要點，反而在IT外包產業領域遠遠走在中國前面。
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早期，政府大力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寬鬆，加上中國龐大的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群，互聯網蓬勃成長起來。短短幾年，迅速普及。
2000年前後，等筆者大學畢業進入社會時，各種IT公司已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互聯網再也不是原先象牙塔裏的小眾玩意兒了。目前，中國在線民數量、功能變數名稱數量、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市值等方面都遠遠超過印度。而印度在IT外包業方面仍然遙遙領先。
可以說，在IT產業領域，中國是內向為主，兼顧海外；印度是外向為主，兼顧國內。這是由各自國情決定的。
向印度學習什麼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部門加強網路監管的聲音頻繁傳出。要對中國互聯網實施監管，具體措施無非兩條：一、內容審查；二、發放准入牌照。
筆者能夠理解相關部門的苦心，不過，作為一名IT技術人員，也深深體會到要做到從源頭上根治“不良資訊”是怎樣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互聯網上資訊浩如煙海，純靠人工發現、甄別和刪除特定資訊是不可能的，主要通過電腦去完成。但目前的人工智慧技術還遠未能實現這個目標，只要有半點漏網，即可星火燎原，一次次在網路複製蔓延；網路無國界，一旦聯網，想從物理隔絕就不可能，除非把中國網路完全孤立起來，變成一個巨大的局域網——如此又明顯違反歷史潮流和經濟規律。
當然，監管絕對不是沒必要的，出於公共安全、保護未成年人、個人隱私等方面的網路監管，不但有必要而且必不可少。不過，實際執行中，我們很遺憾地發現，目前種種監管措施對以上這些需要切實防護之處都作用有限，反而在另一些領域造成不少副作用。
其一，網站備案制度使得數以十萬計的個人站點被迫關閉。
這其中本有很多創造了網路商機，個人創業的“藍海”因此一下子成了“死水”或乾脆“幹了塘”。“互聯網內容服務許可證”，簡稱ICP牌照，嚴格控制發放，成本高昂，只有國有企業和資本雄厚的民營企業才可以獲得，年輕人創辦互聯網企業的准入門檻一下變得高不可攀。比如，現在運營網路遊戲需要申請“網路文化經營許可證”，在前幾年很容易，但現在要求申請者的註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結果，原本生機勃勃的中小型遊戲開發團隊，被迫把數年心血賤賣給大公司——大學生創業的途徑本來就有限，這無論如何都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明智之舉。
其二，備案制度催生了代理備案公司，只花300多元人民幣就可以無條件備案，還有大量個人和企業銷售已經備案的功能變數名稱。除了增加備案公司的收入，提高創辦網站的風險和成本以外，真看不出它有什麼正面作用。
其三，“翻牆”軟體盛行。現在的“翻牆”軟體不斷升級，可以文檔分享，群發傳播。連淘寶網上都有售賣VPN帳號的店主，只需50～100元/年，價格低廉，可靠方便。
簡而言之，管制的根本是要杜絕“不良資訊”，但內容審查與過濾在技術上又是不可能完勝的。結果，現在這種管制實際效果只能是——花錢買平安，抬高行業門檻。這種擠出效應是驚人的，結果是無數中小企業失去了生存發展空間。
不妨看看印度對互聯網的監管以及各方的反應。
2006年7月，印度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孟買地鐵連環爆炸案，前後七次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00多人受傷。調查發現，恐怖分子使用了高強度炸藥，這種炸藥在印度境內很難獲取，可能是得到了境外恐怖組織的支持。調查還發現，恐怖分子通過多個國際知名博客網站，進行宣傳、聯絡和發佈指令。為防止引起大規模宗教衝突和社會動亂，印度政府封鎖了很多知名的博客網站。
這種做法在我們看來也許很平常，但印度線民及國內的軟體商不這麼看，孟買爆炸案剛過一周，硝煙未散，他們就強烈要求政府重新開放這些網站。
具體的博弈過程不再贅述。這次博弈，是印度線民、IT業的勝利，但印度政府又何嘗輸了？印度政府經過此事，得到的是如何在互聯網時代處理公共安全事件的寶貴經驗。而印度民眾的自我組織管理能力、印度軟體行業協會在官民溝通方面起的作用，更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而這正是當前我們互聯網產業需要學習加強的。
我們的某些協會嚴格來說屬於官方機構，很難全面、真實地反映業界聲音。同時，由於起步較晚，壓力大，中小企業的力量很分散，也難以形成行業自律意識。大型運營商在當前這種環境下，心態不是那麼健康，甚至帶幾分竊喜——畢竟客觀上，種種措施幫他們清掃了許多潛在的競爭對手，有利於獨霸市場。其實，這種心態要不得，非常短視，因為一旦缺乏健康的競爭環境，企業雖能獲一時之利，但絕不會真正強大，更做不長。
筆者覺得互聯網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業，在這方面應該多向印度同行學習，多協作，多表達，多溝通，和政府相關部門多互動。
中國值得稱道的經驗
其實，中國政府在“官民”合作、推動互聯網發展方面也有不少有益的經驗。例如在反垃圾郵件行動中，群策群力、上下防範方面做得就比印度好。
今年5月7日，英國網路安全公司SOPHOS發佈的全球垃圾郵件發送數量監測報告顯示，印度取代以前中國的地位，成了僅次於美國的第二號垃圾郵件發送大國，外發垃圾郵件占全球總量的7.3%。考慮到印度PC的數量遠不及美國和中國多，可見印度電腦出現安全問題的頻率非常高。現在，印度已經是網路駭客的新天堂。
印度垃圾郵件氾濫，主要原因是印度PC和服務器端存在嚴重的安全漏洞。要全面提高網路安全性，單靠用戶個人之力無法實現。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部署大規模的安全監測網絡，同時制定、執行網路安全法律法規，切實追究駭客行為的法律責任。同時，因為很多駭客行為是跨國進行的，更需要政府出面，聯合國外的監管機構一起追查駭客源頭，杜絕國際網路間的安全隱患。
這方面，中國政府的經驗值得稱道。在網路建設方面，對接入設備的安全性進行嚴格審核、在各重要節點部署防火牆防範駭客入侵；在應用方面，要求服務商安裝必要的安全軟體以保護其用戶；對線民進行安全知識的教育，提供免費的安全檢查服務、網路安全預警等等。一系列措施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網路安全。以外發垃圾郵件為例，2000年以前中國一直“雄踞”世界第二，現在連“十大”都不進了，實在可喜可賀。
總而言之，互聯網是個新生事物，很多時候，陌生會帶來不必要的恐懼與擔憂，過分的恐懼與擔憂常常導致過分嚴厲的監管，結果舊患未除反添新病。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堵不如疏”的道理，只是有時候，不知怎麼的，常識就是被拋到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