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作者與汪曾祺(左)在雲南。1991年作者與汪曾祺(左)在雲南。
汪老笑道：“我故意搞了一組數字遊戲。‘銅壺煮三江’，是受到蘇東坡詩詞的啟發，其中‘人一走，茶就涼’，也是數字概念，它表示零。”
在我四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面對有幾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賞的份兒，他們的文本嚴謹得不能動一個字，比如鄧拓、孫犁、汪曾祺。
自從拜讀了汪老的《受戒》、《大淖紀事》後，我多次央請他給《十月》寫稿。我發現，就是蘿蔔白菜，他也寫得異常精彩。我曾編發過他的一篇散文《蘿蔔》。他從從容容，娓娓道來，談及高郵家鄉的楊花蘿蔔、蘿蔔絲餅如何好吃，說北京人用小蘿蔔片氽羊肉湯，味道如何鮮美。他說一位臺灣女作家訪問他，他親自下廚，給她端出一道乾貝燉蘿蔔，吃得她讚不絕口。說天津人吃蘿蔔要喝熱茶，這是當地風俗。寫到四川沙汀的小說《淘金記》裏描述邢麼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蘿蔔，吃得一家人臉上油光發亮。還提到愛倫堡小說裏寫幾個藝術家吃蘿蔔蘸奶油，喝伏特加，別有風味。還寫到他在美國愛荷華中心附近韓國人開的菜鋪裏買到幾個“心裏美”蘿蔔，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開嘎嘣脆的“心裏美”差遠了。他隨隨便便地寫下去，我饒有興味地讀下去。一直讀到“日本人愛吃蘿蔔，好像是煮熟蘸醬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遺憾，嫌它太短了。讀完了，欣賞完了，也就編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頓的享受。
其實，在旅遊途中或到外地講學或開筆會，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無拘無束神聊，更來勁。
記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們在馮牧率領下，組團去雲南采風。我們在下關市遊了洱海，參觀了蝴蝶泉等，回到賓館脫衣就寢。汪老靠在床欄上神秘又得意地對我說，他寫過幾篇論述烹飪的文章，是《中國烹飪》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他說他愛吃蘇北家鄉的醉螃蟹、上海的黃田螺、北京天橋的豆汁、天津的燴海羊(燴海參、螃蟹、羊肉)、昆明的過橋米線和汽鍋雞。他像神農嘗百草似的，什麼東西都想嘗一嘗。他認為名廚必須有豐富的想像力，不能墨守成規，要不斷創新，做出新菜、新味來。照著菜譜做菜，絕沒有出息。比如油條，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間嵌入拌有榨菜、蔥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鍋裏煎，撈出來就特別好吃。這種菜不妨叫做“夾餡回鍋油條”，對此他要申請專利權。
有一次我和汪老到南方水鄉講學，傍晚散步，我看見湖邊青鬱濃密的蘆葦蕩，就對汪老說：我不是京劇迷，但對您執筆寫的《沙家浜·智鬥》中阿慶嫂那段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特別欣賞，銘記不忘。汪老手裏夾著一支煙，湊到嘴邊吸了一口，笑道：“你對這段唱詞別看得太認真。我在那裏故意搞了一組數字遊戲。‘銅壺煮三江’，是受到蘇東坡詩詞的啟發，其中‘人一走，茶就涼’，也是數字概念，它表示零。”
他這樣一講，更使我吃了一驚。我說：“沒有詩詞修養、舊學功夫，是寫不出這段唱詞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樣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寬闊的湖面，回憶著遙遠的童年，說：我祖父汪嘉勳是清朝末年的拔貢，特別寵愛我。從小就督促我握筆描紅、背古文。到了小學五年級他親自給我講《論語》，叫我多練毛筆字。祖父說：“你要耐心，把基礎打好了，夠你受用一輩子呢。”我小學高年級、初中寫的作文，老是被老師批“甲上”，作為範文在班上朗讀。我13歲那年寫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見了歎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老爺子見我有了長進，就贈我他收藏的幾本名貴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硯。
我想：汪老文好、字好、詩好，兼擅丹青，被人稱為當代最後一位文人作家，這是因為天資聰穎的他從小就受到了書香門第的薰陶。
汪老在《七十抒懷》中寫道：“悠悠七十猶耽酒，唯覺登山步履遲。書畫蕭蕭餘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在我和汪老多年接觸中，發覺他嗜酒嗜煙。我對他日常生活愛好的概括是：“每飯不離酒，香煙常在手。”
汪老愛喝酒。他十幾歲就和父親對坐飲酒。父親抽煙時拿出兩支，一支給兒子，一支給自己，真可謂“多年父子成兄弟”。
那次到雲南旅遊采風，不論中餐、晚餐，一路上汪老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並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鑒別酒的產地和品質。一瓶威士卡端上來，他嘗一嘗，就能品出是法國的還是美國的產品。到了玉溪捲煙廠，攀登紅塔山時，汪老崴了腳，從此腳上敷了草藥，纏裹了繃帶，拄杖跛行。於是我攙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間，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纏著紗布的腳上，“足飲”起來。我感到納悶，問他：“您為什麼不僅嘴喝，還讓腳喝呢？”他笑道：“這樣可以殺菌。”
汪老喝酒史上，有一樁軼事：上世紀四十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聯大，他喝得爛醉，像個醉漢似的，昏坐在路邊。沈從文那天晚上從一地方演講回來，看見前邊有個人影，以為是個從淪陷區來的難民，生了病，不能動彈。走近一看，原來是他的學生汪曾祺喝醉了。他連忙叫了兩個學生攙扶著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處，給他灌了好多釅茶，他才清醒過來。
汪老還是位煙精。一支煙，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製作工藝水準如何。捏一捏，蹴一蹴，看一看，聞一聞，就可評定煙的品質。他給《十月》寫過一篇《煙賦》，說紀曉嵐嗜煙，是一邊吸著煙，一邊校讀《四庫全書》的。汪老愛吸“紅塔山”，為之賦五言打油詩一首：“玉溪好風日，茲土偏宜煙。寧減十年壽，不忘紅塔山。”
遊星雲湖、撫仙湖那天晚上，汪老喝了酒，面色紅紫，容光煥發，呈微醺狀。額上的皺紋也就展開了，談話就多起來了。高洪波、李林棟、李迪、高偉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間裏聽汪老聊文學創作。汪老說，早年他寫的作品，在半年之內大都能背出來。《沙家浜》劇本在打字過程中，有一場戲的稿子丟失了，打字員急得團團轉，汪老居然從該場戲第一個字一直背到最後一個字。之所以能背，他說是由於文章有內在的韻律。他說：要隨時隨地注意用文學語言描寫所見到的生活現象。我下放到張家口勞動住羊舍時，外面有一帶樹牆，夜班火車駛過時，車窗裏的燈光一一照射在樹牆上。怎麼描述這種現象呢？在《羊舍一夕》中是這樣寫的，“車窗蜜黃的燈光一一照射在樹牆上，一方塊，一方塊，川流不息地追趕著……你總覺得會刮下滿地枝葉來似的……”
汪老應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邀請作演講，題目就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由此可見他對語言的重視。汪老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的魅力首先在於語言。在他的小說中，你會看到這樣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燈在上海的夜空燃燒著。”“馬兒嚴肅地咀嚼著草料。”他覺得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還認為不能把語言和思想內容剝離開。語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樣，從果肉內容上剝下來。
知道我喜歡寫散文，汪老說：寫散文應克制，不要像小姑娘的感情那麼氾濫。老頭寫情書，總歸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團火，熊熊燃燒，但看完空空洞洞，留不下什麼印象。沒有坎坷，沒有痛苦，便寫不出來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要平易自然。我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像家常便話、寫家信那樣，切忌拿腔拿調。當然也可以工筆、繁密，像何其芳的《畫夢錄》，別有風采，但那是另一種秾麗的花，我寫不出來。
住在一起的日子多了，我和汪老相處得很隨便。南方天熱，每天都要在賓館裏洗澡、換衣。汪老洗衣速度極快，三四件衣服，搓巴搓巴就洗完了。我問：“您怎麼比我還洗得快呢？”他回答：“見水為淨，去掉點汗漬味即可。”我偷偷檢查過他洗的衣服，翻看衣領和袖口，發現潔淨度比我高。汪老在1957年因對人事部門提了點建議被打成右派，下到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在艱苦的塞外練出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三年困難時期，當地的馬鈴薯價值突然提高，故農科所十分重視馬鈴薯的品種、品質、退化等問題。汪老會畫畫，農科所就交給他畫一部《中國馬鈴薯圖譜》的任務。他到城裏買了顏料紙筆，回來到薯田裏掐了把花枝，插在玻璃瓶裏，對著實物畫。馬鈴薯花一落，薯塊成熟，就挖出來，放到桌上臨摹。畫完，埋進火裏烤。烤熟了，就吃。這時他想起凡·高的名畫《吃土豆的人們》，不禁啞然失笑。這部《中國馬鈴薯圖譜》，像他的恩師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樣，是被迫改行後創作的一部奇書——遺憾的是它的原稿在農科所“文革”中毀掉了。
汪老的詩、書、畫，秀逸婉約，故索求者甚多。我發覺他分對象，區別男女，相應地或贈字，或送畫，或賦詩。他送給宗璞的畫是一幅墨葉紅花的牡丹。但也有例外，男作家鄧友梅名字中因有一個“梅”字，他畫了一幅鐵杆梅花相贈。樹幹樹枝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有一次乘車參觀崇文區百工坊，坐在我身邊的友梅告訴我：“汪曾祺曾送給我一幅畫，畫中夾著一個字條，上寫：‘你結婚大喜我沒送禮，送別的難免俗，亂塗一畫權作為賀禮。畫雖不好，用料卻奇特。你猜猜梅花是用什麼顏料點的？猜對了，我請吃冰糖肘子……’我跟韓舞燕猜了兩個月也沒猜出來。”我問友梅：“那到底用的是什麼顏料？”友梅說：“汪老後來告訴我——牙膏！”
汪老除了大學時代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現代派文學有過某種短暫的心儀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釋、道三家的影響。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詩裏就說過：“有何思想？實近儒家。”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從他的許多小說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對佛學頗有研究，作品從最初的《復仇》到他後來的名篇《受戒》，經常寫到寺廟、小庵、禪房、齋戒、經文。汪老年輕時愛讀《莊子》，受到過老莊的薰染，一生自自然然，隨遇而安，把事情看得很淡。
像汪曾祺這種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愛的老頭兒，只能孕育於特定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環境以及西南聯大那樣特別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這是中國文壇的遺憾，但這是屬於歷史的、無法彌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