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概念，不易界定，且大而廣，是與自然相對的，是人類精神的外化，系人類在自身生存與發展中即認識、利用、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在自然界打上人的印記的統稱。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人類在自身漫長而艱辛的發展中，首先要與大自然發生關係，長此下來人們在解決自身生存發展所依賴與利用的問題中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地形成了自然科學知識；同時還發生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解決人們之間的合理問題，日積月累地產生形成了社會科學知識。而究其根本，是在人的自身生存與發展中人們必須面對著不斷地解決和處理好現實與未來的關係，以不斷解決自身應對這一實際的生存與發展中的自身綜合素質提高問題，而在從人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時就開始了形成人文文化（科學）知識的活動。當代人類，尤其是大腦發達的人類在地球上經歷了數萬年的積累、提高後，我們看到、感覺到的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的各類專門（業）化的學科體系知識結構，其實都是在人文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即在我們所熟知的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形成之前或是在其產生形成初始過程時，首先就已產生了人文文化做為基奠。
人文文化
人類圍繞著自身生存與發展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作用於自然界，留下並對象化地產生了有利於人生活、生存與發展的物質文化財富。漸漸地積少成多地從生存技術到藝術、巫術以及生活用品、文學作品的人文創造活動，隨人們獲取生活資料能力的一步步提高，而在人的個人體悟中雖然還是很粗淺甚至是無意識、本能地，下意識、不自覺地開始著純粹是個人（性）化的零散的直覺、體會、內省、想像、頓悟式的創造。而這些活動及其創造物的形成又因其不同的民（種）族、家（氏）族、地理位置、自然狀況、時代背景及經濟、社會情況，而千差萬別、各具特色地凝結下來，彙聚起來，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及其現象（狀）就形成了圍繞人的生存與發展之一切活動的總和的文化，即人文文化。其蘊涵（藏）在現實、歷史、人類不同民族、人們及其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服飾、烹調、器皿、建築、工具即人們運用物質以滿足於各種需要的不同形式之中；同時還藉以物質在滿足人們社會活動、交流的禮儀、風俗、人情、藝術、宗教、法律、制度需要的不同形態之中；更進一步探究還深深地超越著物質形成，凝煉和體現在人們的倫理觀念、審美意識、思想之中，涵括了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現實與未來關係的態度。這種總類式的混合（雜）的人文文化就成為了人類文化建設這座金字塔渾厚雄壯的基礎。並且隨著人類社會生產的向前發展而不斷地填充、豐富、壯大著。
人文文化的積累與發展必然會產生人文科學。當人類的物質文化財富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人們是可以超越個性化的個人體悟層面，通過分析、概括、歸納、總結、抽象等方式進行共性化的理性探索，尋找到、揭示出在這縱繁紛紜之中的規律、研究與成果，如文學、藝術、審美以及心理，都有著共同性、規律性的東西供人們所認同、掌握與運用。人們認識到掌握了這些人類精神實踐活動中的規律，就能更有利於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就能對自身成長起到積極的作用，反之就會是消極阻礙的。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科學的產生與形成必須以人文文化的充分發展和社會物質條件，尤其是人的自身生存與發展條件得以基本保障為前提，這不僅因為比起對自然物的科學認識，人文文化中的科學規律不好把握，動態變化莫測，而且最關鍵在於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懸殊極大。在這種環境下要認識、發現人文文化所蘊含的科學不能說一點不行，但就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來說，不僅極其艱難，而且必須有一個人類物質生活與發展基礎的前提條件問題。
人文文化及其科學源出於拉丁文humanitas，意思是指人性、教養，其狹義是指拉丁文、希臘文、古典文學的研究；廣義上一般指對社會現象、文化藝術的研究，概括地指就是研究人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產生的主要思潮和理論，即人文主義思想，強調人的價值、理想和力量，宣揚人是塵世的上帝，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聲勢浩大地明確提出有利於人的發展要求。這是在人類自有文字記載的數千年發展之積累後，在歐洲5－15世紀的宗教壓抑統治後的一個總爆發，是人們自身發展、解放的一次質的昇華，人們的創造積極性迅猛地爆發了出來。
科學文化
隨著人類社會及其生產力水準的提高。人們的剩餘產品出現必然要到集市上進行交換，在出現商品生產的交換中表面上看是一種物與物的等價交換，實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勞動要求平等的交換。這種交換在自由、開放、平等的“市場”中必然產生無形的競爭，生產其產品的勞動時間越少其效率就愈高，就越能獲得相比之下的好價錢。這樣，商品生產發展的實際中就產生了對技術的呼喚，與其市場交易必然產生“法治”的呼喚一起就形成了對科學最為直接的需要。而技術、科學發展的本身，以及在市場中實質上進行著商品交換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都充分要求著“法治”，又必然要求堅持著進一步民主、自由的原則，從而產生著不僅人人都能接受而且都很嚮往的自由、平等、民主，進而釋放並激發出了人們中蘊藏已久的巨大的智慧與力量。自發地形成了呼喚科學技術的社會需要的環境機制。同時，過去所形成的宗教神權、封建等級與迷信就越來越成為一種桎梏，阻礙著人們的發展。在這種矛盾的對峙中，在現實生產力水準的實際發展要求中，就自覺不自覺地要求人們要在這長期形成帶有廣泛色彩的人文文化中提煉昇華出科學文化的層面。探索、揭示神奇浩瀚的客觀世界；揭露、韃撻封建腐朽的迷信神權；培育、指導人們向科學、文明、健康的方向發展。
科學文化早在古希臘和中世紀就有所萌芽，但古代科學限於其產生、形成的深度和廣度，未影響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勢頭。一直到近代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後，才開始了近代科學革命性的迅猛發展壯大之勢。在短短四百年的時間裏像變魔術般地從歐洲發展起來，有效地促進了西方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以揭示事物本來面目及其內在發展變化規律為目的的近代科學及其技術的發展，強大的推動作用與示範，影響及其不斷追求的形成，使科學文化越來越在人文文化中處於彰顯、強勢的地位，進而使人類的文化建設不可置疑地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科學及其文化的產生是在一定的甚至是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的背景下與發展之中，是受其影響與制約的；並反作用於其社會現實與整個人類文化的其他部分，總體上起著積極的作用。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之大正是得益於科學革命及其文化的迅猛發展，而中國卻不是近代科學的發源地。直到19世紀中葉在西方強大的軍事掠奪、瓜分、欲意毀滅的現實面前，中國才真正認識到了自身的落後、衰敗，需要奮起、振興與復興。
鴉片戰爭後我們真正開始通過學習、引進西方技術、器物向西方現代科學學習。從1847年容閎、黃寬和黃勝三人出國留學，開始系統地接受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學習、跟蹤、引進與消化、吸收，使我們初步形成了以留學歸國的科學家們為主體骨幹的現代科學技術及教育事業力量，而落地生根普及發展，邁出了中國在近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上的第一步。在這100多年的學習過程中就開始出現了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在近現代科學技術知識非常薄弱的大地上生長的不少中國留學生，到了西方科技發源地後都能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績成為世界名師們的高徒，在現代科學領域深入的發展中，除科學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作為主流之外，還似乎開始萌發於來自遠方國家的青年學者之中，體現出一種遠緣優勢，受到不少大師的賞識、信賴與栽培；而看出了或感覺到他們會有著實的發明與創新。最為明顯的就是留在美國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李政道、楊振寧對宇稱定律作了深入研究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通過研製原子彈來支撐、展示國力。美國首先研製出了原子彈，隨後，蘇、英、法三國也研製原子彈成功。而中國在各國都對其進行經濟封鎖與保密的情況下，獨立地依靠本國的科學家成功研製出了“兩彈一星”……，使我國科技發展邁出了第二大步，孕育出了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經驗、課題與重大成果。在落後了幾百年後趕了上來，步入了自主創新的新階段。
以揭示物質世界內部變化原因及其規律性為特徵的科學技術的發現與創新，在它處於開始發掘時期，是將自然界（現象）劃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對其進行分門別類式的分析、考察、實驗、鑽研、研究，尤其是專門性的深鑽式的探索很有利於其具體的學科、專業、領域的深入發展。直到19世紀，自然科學以縱向深入分化的方式，形成了比較龐大的學科系統。主要運用分解、分析的方法，把複雜的研究對象分離分解成各個要素，分門別類地研究，從而形成各種專門（業）化的近現代科學學科體系。
在人類認識自然處於具體分化的時代，以重內在邏輯分析、推理思辨為主要特徵的西方文化的作用就凸現了出來，而中國長期形成的以追求“天人合一”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取向，導致人們更注意對人際關係、社會倫理探究的，重體悟、感悟思索式的，以整體感悟為特徵的傳統文化影響，使中國人習慣於對事物的要求，關注、注重事物的整體完美性，常常表現在外觀、數量及其實用上，卻不善於問為什麼？深入考慮其實質為何、如何。最明顯而有趣的事例是金銀器具在中國與古希臘很早就都有著經常性的使用，中國皇帝看重的是其金光閃閃、耀眼奪目的美麗外表與其象徵，並不在乎它是真金、合金。而為了解答古希臘國王對金冠純度的懷疑，早在西元前3世紀阿基米德通過實驗、計算的推理、分析就已發現了“密度”這一物質的重要屬性。受傳統的注重整體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善於用橫向的全面性來證明，說明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忽略了以縱向的深刻性、實質性來證明新生事物出現的現實性及其預見性，而近代科學技術的產生發展恰恰需要後者。
然而，當人類自然科學、大型工程技術研製發展到開始從搜集材料的經驗總結階段，向整理材料、運用材料的理論綜合分析、運用階段過渡後。過去所形成的具體的科學與技術要想進一步地有所創新與發展，既其要想再有縱向深入發展的話，就必須越來越充分地運用橫向相關科學技術的支持；越來越需要具體科研專業技術人員們必須具有並善於發揮（現）相關專業、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研究、技術知識及其人員的作用與能量，來綜合集成式地進行集體創新。
現代科技的研究與開發的方式開始了轉變，出現了從分析（分解）到綜合（整合）的發展。這時，中國文化整體綜合觀就極利於其科學技術的深入發展。從而使東方文化有利於科技發展的優勢得以發現和展示出來，顯示出與西方文化傳統不同的優勢來。
這時，我們就會發現，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深入發展，尤其是從自發發展向自覺發展的時代變革後，這將是中國整體綜合觀之文化作用凸現的時代。近代科學體系的形成源自於西方，其傳播也都是由西方向外輻射、單向式地發展著，在遠緣雜交優勢的作用基礎上，就會出現新的生機。像中國國學出洋辦學，漢語的廣泛流行等等匯合起來，就必然形成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之優勢與成效的時代。從而進一步形成和營造出人類共同發展的科學文化。我們認清了這一發展態勢，抓住機遇，扎實奮進就能乘勢而上，開創出世界科技又一次新的發展時代。
創新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了幾千年的凝聚、培育、傳承，形成了以儒學為集中代表的主流文化，反映在人與人之間“相與”、“和諧”是基本的，一切行為大都以“情”、“義”為準則和尺度，多尊重他人和社會，而相對內斂自我個體的要求，偏重於群體。而西方從遠古時期的爭亂到中世紀的壓抑與黑暗統治，再到近代的爭奪發展使之在其形成的文化印跡裏表現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以自我生存和發展為目標，在人我群已關係中偏重於個體、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倫理意識強。於是從人的自身生存之源本的問題上——即生死智慧上就出現了東西方文化上的不同。
人的一生無論是怎樣生存，還是如何發展，本質上都儘量使自身價值、作用最大化。東方文化以超越死亡、追求永恆的心理體現在英雄主義之中，常常是以個人的犧牲來換取大眾生命的保障和生存條件的改進，維護並鞏固群體生活得以繁榮和發展。因而產生了意寓於眾生的生死智慧。其傳說中的盤古王開天闢地用了四萬八千年寓意著艱難沉重，漫長曲折，以慢求穩求進地形成著集體本位為主體的文化。其內核講求誠信，追求圓滿，強調如何做人，對人的精神高度嚮往。
西方文化則以對人的自戀，對個人的自信之心理表現在英雄主義之中，通過個人的與眾不同的自我表現，彰顯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價值作用，來顯示並引領著群體生活的繁榮與發展。因而產生了立足於個人為關注中心的生死智慧。其上帝耶和華造人和自然僅用6天時間，以快變求進，寓意奇思異想而突發奮進，造就出個體本位為主體的文化。以講求效率、追求成功為內容，強調如何成功地對物化偶像的崇拜。
追溯西方近代科學的發源，古希臘的文化發展創造出了其原始性的基因，於西元前6－4世紀創造並形成了以希臘語系為集中表現的“希臘化時代”。到西元前146年希臘被羅馬帝國吞併後，隨古羅馬的擴張又漸漸地形成了以拉丁語系及羅馬文化為主要代表傳佈到歐洲西南部，形成了中世紀西歐各國宗教、文化等方面共同的書面語。
到西元8世紀，日耳曼人同克爾特人及當地其他原居民結合，成為近代德意志、奧地利、盧森堡、荷蘭、英吉利、瑞典、丹麥、挪威等族的祖先崛起，形成了日耳曼語族，其涉及三個語支：東支——哥特語（已消亡）；西支——英語、德語、荷蘭語、佛蘭芒語、依地語、阿非利堪斯語（南非荷蘭語）、弗裏西亞語；北支——丹麥語、瑞典語、挪威語、冰島語等。廣布於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非洲等。進入近代後，以資產階級革命與產業革命迅速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國的發展又使採用拉丁字母的不列顛語言文字——英語得以廣泛在美國、加拿大、尼日利亞、錫金等近四十餘個國家和地區使用並成為國語或官方語言。
即使是希臘語系也不是在其自身體系上發展來的，而是在包括古代巴比倫人、亞述人、希伯來人、腓尼基人等西亞和北非的閃含語系（即“阿非羅——亞細亞語系”）、閃語族的閃米特語文的地方形式創立發展而來的。但閃米特語文的形成最初卻又是在古埃及語文的地方創立而成的，而古埃及語文產生又是在由西南亞底格裏斯和幼發拉底“兩河流域”使用楔形文字的蘇美爾人創造的蘇美爾語文的文化變革中產生。
這真實地展示出在整個西方文明凝聚、形成、建設的過程中，在以異族佔領、宗教滲透、戰爭爭奪的歷程中其具體文化，尤其是以語言為集中代表的文化形態屢屢中斷、創生和歷史性的重建而被迫孕育出了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必須以其自身的獨特創造的力量謀取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從其文化的內核中養育出了強烈的首創精神與創新意識，善於以新文明對舊文明的覆蓋直至毀滅的方式求變求新地發展，而不是刻意地對過去的文明尊崇和繼承。形成了一個有利於個人、民族及其國家創新、奮進、發展的文化氣息與氛圍，即創新文化的底蘊。即使是發展到近代科學體系的產生後，其文化養成也使西方人對SCIENCE一詞僅認為是記錄下來的較為正確的已知知識體系的認定；比起更大範圍的未知知識，是有限的已知知識。因此，極其善於追問為什麼？以縱向的深刻性、實質性來發現，證明新生事物出現的現實性及其預見性，並以其強烈的（民族）自信心予以最為快速而充分的展示，造就出了歐洲文化特質，成為能夠持續自我批判的文化。也正是探險者、冒險者和征服者的經驗給予了歐洲文化以信心，使他們敢於以歷經急風暴雨式的方式去擁抱整個世界與未來。
在有著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史，是世界上唯一倖存至今從未中斷過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古代科技體系的建立，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能力。但在文化的發展上我們不得不看到其繼承式的傳播與建設是主導、主流式的。
在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尤其是在傳統的寶塔式縱向等級層次組織結構的形成下，當人們對許多的認知還不很清楚，在春秋時代面對群雄爭霸、百家爭鳴的態勢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注重研究如何治理國家、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受到社會上層的關注；注重研究家庭人倫關係，非常符合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耕)社會發展的倫理建設；並歸納總結了一些自然、社會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這個理論體系以其實用性之特點對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這樣，採取由少數人發現、總結的知識、理論進行廣泛的傳播、掌握與運用就極為有利。其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五常”很有利於一個民(氏)族的凝聚、團結，形成一致的力量抵禦自然、社會的侵襲而有效地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儒學很快在“百家爭鳴”中突現出來，上升並既定為中國的主流學說，形成規範、傳統而聚積出中華民族的文化積澱。長此下來，這種以儒家學說為集中代表的傳統文化中的層級(次)體制之不可逾越的等級便演化為“師為生綱”和權威(上級)不容挑戰的類推關係，形成了無人能夠超越的“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即使有其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以及後人包括孟子也只能不斷地去學習、領悟和闡釋地繼承與發揮，而進入了一個封閉式的自我迴圈。這對科技的創新與發展——真理往往首先是由少數人、“小人物”發現的——很為不利，使許多創新性的發明創造遭受壓抑、排斥以至於枯竭而毀滅。無法使我們在有著廣博深厚的人文文化的基礎上孕育、提煉、創造、昇華出以近代科學發展為干係的科學文化發展。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科技發展國際化的全球性競爭，以科技創新力來支持、引領國與國、組織與組織間競相爭取良性發展態勢的出現，使人們自覺地、獨特地發現和創造新事物，有利於創新、發現、發明的社會環境、文化意識形成和烘托的新文化——創新文化，就顯得極其重要。這時探討、提煉、昇華、培養、造就創新文化，就可以更有利於增強一個國家、民族、組織發展的創新能力，從而形成人類文化建設之前沿，引領人們不斷自覺地向著更新、更難、更廣闊的領域奮勇前進。這就要求我們把“寬容精神”與“鑽研精神”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和諧”與“冒尖”的文化底蘊，在我們傳統文化“人和”的基礎上升華、發展出“智（志）和”，創造出鼓勵先進、勇於冒尖的文化環境。
在我們現存的知識體系中，大量的是用文字、數字、圖形等明確地表達出來的系統知識，從而形成硬性有形性的發明（現）權、版權、著作權、專利、商標、技術訣竅、商業秘密等的編碼知識。同時還有著無法或還沒有用文字、數字、圖形等表達（現）出來的知識，即以軟性、無形性時隱時現地體現在新發現、新觀念、新策劃的策略、機制、方法、思路、觀點、點子之中，而這些又往往是帶有原創性、基礎性以及規律性的意會知識。意會知識對創新非常重要與關鍵，這與個體密切相關，而深深地源自於個人的行為、言語和試（實）驗、實踐之中，紮根於個人（體）所擁有的思想、價值觀、信念乃至情感、精神之中。
意會知識的這種個體主觀和直覺性特點決定必須充分發揮創新主體的能動性，即其活躍的思維、頑強的毅力、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外界所提供恰當的展示、認可及有效的激勵。創新起始於新知識，而新知識的產生總是由個（體）人從其意會知識開始並把它變成編碼知識，然後才逐步轉化為群體的知識。而要使個人的意會知識順利形成並轉化為群體共用的知識就必須在互相信任，自由、平等、開放、民主，客觀、公平、效率、競爭的基礎上交流互動，這就必然需要一個友好、和諧、競爭向上的制度環境與文化氛圍——即有利於創新的文化。
為此，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其科學文化→創新文化的建設就非常重要與迫切。就尤其需要我們站在人類發展的視角上揭示出人類共同發展必經的文化建設的趨勢——在科學文化建設的基礎上提煉、昇華、培育創新文化。
對具有鮮明對比意義的中國文化鼻祖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形成傳播與作用和古希臘蘇格拉底最早西方哲學學說的開拓傳播與作用的研究，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即處於那樣的學說(術)發展初始期，他們都是以“對話”的形式來討論、認識問題的。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以《論語》一書中與學生談話的言論方式記載下來的；蘇格拉底更是以好談論而無著述在對話中發掘自己的思想，而見於後人的《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中。仔細閱讀、對比，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方式方法問題：認識問題、討論問題的雙方乃至任何人，是以什麼樣的心態進行？一個問題的引出、解答是預先設制好的，即事先已經有了深入的思考、總結、提煉乃至昇華後，為了使之充分地展示出來而由淺入深，有先有後地道出來的；還是臨場發揮地以話語本身的內在邏輯，在把言談導向某個越來越清晰的方向的討論中由表及裏、有立有破地討論出來的呢？
 孔子把談話看作是傳播己知知識的手段和場所；蘇格拉底把談話看作是追求（尋）知識與真理的過程和方法，從而逐漸地形成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發展中的一個根源性的分歧點。
 以蘇格拉底為代表的精神追求，激發了後來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的理性超越，這種求真並非為了實用的目的而純粹是為了對智慧的熱愛、無比崇尚並形成了這一希臘人的思想特質和獨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觀的文化底蘊。繼而建立起了龐大的哲學體系並使整個古希臘擁有了眾多的思想家、天文學家、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文學、藝術、歷史學家等等。其反映了客觀實際的科學思想和理論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開拓性作用，對以後歐洲各國的文化——即西方文化及近代科技發展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其開放式的學習、追求知識與真理的文化底蘊為西方文明的發展創造出了原始性的基因。
 這不能不給我們一個極其深刻的啟示。在人們自覺的創造性的孕育與發展將顯得越來越重要的時候，面對無限而浩瀚的自然、社會及其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就尤其需要我們刻意地去探索未知，從認識世界、認識問題的源頭起注意養成求真、不斷地追求知識與真理的開放式學習素養，形成追尋智慧的文化氛圍，而不斷地創造出更為豐富的物質文化財富，造福於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