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1959年5月7號，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C•P•斯諾（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在裏德講座上作了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演講：兩種文化。由此正式拉開了科學與文化之間糾結的歷史序幕，這個演講的深遠意義在於它深刻揭示了自工業化時代以來科學與文化之間長期存在的相互蔑視，以及雙方之間從合作走向分道揚鑣的尷尬之旅。從某種意義上說，工業化是近代科技輝煌成就的表徵，由此帶來的潛臺詞就是工業化以後，人文知識可以終結了。事情真的如看起來這麼簡單嗎？科學是否可以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而不再需要它的思想土壤？時至今日，54年前的魔咒仍然沒有破解，境況甚至比斯諾時代更糟，
為了儘量完整地展現科學發展的宏大歷史畫卷，還是讓我們安靜下來，耐心地追溯科學起飛時的文化場景，這可以避開那些無謂的爭議，從宏觀層面上看到科學大戲的前世今生。回顧近代科學興起的四百年，僅從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現象就不難發現，任何一次科學中心的轉移都是思想先行的產物，比如第一個科學中心產生於16世紀的義大利，那是文藝復興的產物，文藝復興的偉大貢獻在於重新發現人和自然，由此自然和人以一種新的形式聯繫在一起，並成為讚美上帝的一種方式；第二次科學中心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那是哲學家霍布斯、培根、洛克活躍的時代，經驗主義哲學得以確立，由此才有了牛頓的橫空出世，只要我們想到1687年牛頓的那本改變世界的巨著《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為什麼不叫物理學原理而叫自然哲學，不難理會其中的意蘊；第三次科學中心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那些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伏爾泰、盧梭以及百科全書派的巨人們在人類精神生活的舞臺上點燃思想的火炬，以耀眼的光芒照亮一個時代的天空，基於此，才有了法國科學界的群星璀璨之科學盛世；第四個科學中心發生在19世紀的德國，原本落後的德國經過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謝林等哲學家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洗禮，在這種思想的激烈衝撞下，才有了影響後世的德國大學改革，由此也帶來了德國科學的全面崛起。德國的英裔歷史學家和化學家梅爾茨（John Theodore Merz，1840 -1922）在其名著《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一書中對此有很好的描述：我不能設想，沒有哲學的、歷史的和批判精神的幫助，僅僅採用精密研究方法就能那麼有效地引起這場改革。這種精神早在精密方法被普遍引入德國之前，就已成為德國思想的一個獨特的特徵。第五個科學中心是發生在20世紀的美國，時至今日，美國仍是世界的科學中心，目前還看不出有轉移的跡象。這源於19世紀後期美國哲學家皮爾士、詹姆斯、杜威等創立的美國本土哲學：即實用主義帶來的深遠影響。
簡短的回顧，不難發現任何科學的勃發都是思想繁榮的產物，反之亦然，思想貧瘠的時代與地區，科學的發展都是贏弱的，很難有真正偉大的科學成就出現，更遑論科學奇跡的發生。只要想想17世紀中葉，英國人在新的思想資源激勵下奮力在科學領域開疆拓土之時，我們的清朝人（1644年入關）卻在千方百計地加固思想的柵欄，你能指望從這種氛圍中產生出偉大的科學成就嗎？科學是思想自由的孩子，它很嬌貴，也很稀缺，它對條件的要求總是很苛刻的，但它一旦被生產出來，就會釋放出無窮的力量。不管你喜歡與否，我們必須讓思想自由，這是我們為了獲得科學之樹上的果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舍此無他！
科學之根從來沒有離開過思想的土壤，只不過因為走得太久了，人們已經忘了其根的存在而已。從近代中國科學的發展歷程也可看到這種規律，20世紀獲得世界影響的著名華人科學家大多成長於20世紀20-30年代.，他們之所以能取得這個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的概念框架來自於新文化運動提供的思想資源。20世紀後半葉，由於思想的嚴格控制，華人科學家的認知框架被嚴重制約了，故而無法出現大師也就是思想貧乏的必然結果。
那麼從微觀層面上看，思想是如何影響科學的生產的呢？為了簡化論證，我們僅從思想的重要來源哲學說起。哲學對於科學來說真的是雞肋嗎？首先我們來看看哲學能夠提供什麼？哲學為我們認識世界提供一套坐標系，這套坐標系從大的方面來說包括三個維度：真假之維、倫理之維、審美之維。真假之維處理的是人與世界的關係，它追求的最高目標是真理；倫理之維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它追求的最高目標是至善；審美之維處理的是人與自己內心的關係，它追求的最高目標是愉悅。我們每個人都要花費很長時間去樹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坐標系，然後用它來確定我們的行動與生活，並以此維繫了社會的共同秩序；同時，每個人又都用屬於他自己的那套坐標系，來測評與修正自己的行動和社會秩序。這個認知路線圖也印證了美國科學哲學家漢森（N.R.Hanson,1924-1967）在1958年的偉大發現：即觀察滲透理論。漢森發現的通俗說法就是，任何人的觀察都是受觀察者內在的背景知識和信念影響的，客觀的觀察並不存在。換句話說，你有什麼樣的理論和信念，你就會看到什麼樣的世界。沒有理論你什麼也看不到。理論的重要性無需多言，還可以引申一下：一個掌握先進理論或信念的人與一個擁有落後理論或信念的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這種認知差異是不可通約的，即雙方無法實現有效的交流與溝通。這是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s Samual Kuhn，1922-1996）在1962年的發現。西方人經常舉的例子是：當第穀和開普勒共同站在山頂上欣賞夕陽落山的美景時，這個景象在兩個人內心中給出的解釋是完全不同的：第穀由於是地心說的信奉者，他認為這是太陽繞地球旋轉的結果；而開普勒是日心說的信奉者，他認為這是地球自轉的結果。由於理論的的差異，這兩個人的解釋高下立見。由此，不難發現，一個進步的理論或信念框架對於我們認識世界、社會與自我是何其重要？問題是每個人的坐標系的最初思想資源來自哪里呢？毫無疑問是他所處時代與地域的哲學理念。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坐標系，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無規則的混亂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此時唯一的要務就是在混亂中最大限度地求生。基於此，我們可以做一個推論：其一，如果一個社會的坐標系處於低水準狀態，那麼這個社會也就是一個發展程度比較低的社會，個人的思想也處於低級階段；其二；這個社會裏形塑的人，其認知框架也是由低坐標系建構的，其創造力自然也是很低的。畢竟創造是一項高度綜合性的活動，它需要多項能力的支撐。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說：資本主義是道德文明要求比較高的社會。基於此，近代科學才能在西方發展起來。這同樣可以間接證明李約瑟難題出現的根源所在，即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的深層原因。造成一個社會的思維框架水準低的原因有三種：其一，三個維度都剛剛起步，甚至沒有發展起來。比如古代社會，由於人類實踐活動的貧乏，故而坐標系中的真假之維很難發展、或剛剛處於起步階段，導致古代社會的思維框架整體處於初級階段；其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推動了整個社會對真理之維的渴求，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近代科學的興起；其三，由於座標體系的三個維度之間不匹配，導致坐標系的整體結構出現畸形。當下中國社會的思想坐標系呈現出一維較強（科學），其他兩維比較孱弱（倫理與審美）局面，由於三維之間的密切聯繫，從而導致科學發展後勁不足，以及整個社會出現失範現象。片面追求功利主義的效率，無視倫理與審美的短板，甚至縱容倫理之維與審美之維嚴重落後科學之維，這種認知模式會帶來很多難以處理的棘手問題。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0）曾說：運偉大之思者，必行偉大之迷途。此言不虛。
如何協調三個維度的協調發展，這就需要一個時代貢獻它最好的哲學。沒有一個先進的哲學，很難想像這個社會會有比較高水準的坐標系。而長期生活在一個低水準座標體系下的人，也很難想像會有較高水準的內在坐標系，因此，也就很難做出更高水準的創新活動。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1889-1943）曾說：如果科學的形而上學是形式世界的形而上學，那麼科學的方法論就是純粹思想的方法論。支撐近代科學的興起的三大利器：數學、機械論和唯物論，無一不與哲學有關。我們可以再做一個推論：哲學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往往也是社會秩序比較好的地區，同樣更是科技創新能力比較強的地方。
一個人的科學之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需要其他兩維的支撐，否則是斷然難以維持的。比如我們都說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那麼我們可以繼續追問一句：為什麼要追求真理呢？其實真理關涉存在者的自由。那麼什麼是自由呢？這是很形而上學的話題，按照哲學家康德的說法：自由並不是消極意義上的不存在約束，而是積極意義上的自主開始的可能。從他律走向自律就是自由在個體身上的實現。如果不明白這個哲學道理，真理之維是無法走向深遠的。正如《聖經》上說：汝當知真理，真理令汝自由。我們不妨看看愛因斯坦（1879-1955）的一生，年之少時喜歡馬赫哲學，及至中年，提倡理論的簡單性。其實簡單性是一種審美之維的需要，他拉小提琴同樣也是審美的需要，這些能夠帶來內心的愉悅，因而有助於擴展真理之維。畢竟，理性生活的第一個階段是審美意識的發展，它在對這種意識的征服以及多多少少的毀滅中發現自己的第二個階段。這也印證了康德的從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認知發展階段，否則，哪有一下子就找到理性生活的捷徑呢？愛因斯坦為原子彈爆炸造成的破壞感到自責，認為自己對此富有倫理責任，臨去世前還簽署了《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恰恰是這種對倫理之維的關注，彰顯了人類在有限理性背景下的尊嚴和榮譽。在當下市場經濟的宰製下，效率優先成為第一金律，此刻又有多少人關注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係呢？我們的行為離道德的目的越來越遠，離經濟的目的越來越近，我們終於在快速奔跑中成為我們最初所反對的那個人，在無反思的熱情中終於落入平庸的罪惡的圈套。正如科林伍德所言：思想與行為，真理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試問，我們又有哪個科學家有如此情懷敢於對自己的研究進行這樣的追問與反思？缺少這些又怎能成就偉大科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之維的高低決定了科學家的境界和科學的思想根基。
總有人以揶揄的口吻說：哲學有什麼用？尤其是在所有學科之上高聳著功利的世界，而在功利世界之上又矗立著義務的世界的當下，哲學是無用的。但別忘了，哲學是思想的前沿，是思維向未知世界的永恆探索，是思維永無休止地為自己設置新難題的行為。拋棄這些，我們的精神生活還剩下了什麼？我時常玩味法國哲學家薩特的那句名言：無神論是一項殘酷而漫長的事業。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