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豔
劉新成：歷史學博士，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北京市委主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學科評審組專 家，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副會長。
大學的責任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學校長必須回答的問題。首都師範大學校長劉新成自然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與就業的關係越 來越密切，然而在連年大學擴招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不僅大學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學的辦學方向、培養 目標、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不得不思考大學責任究竟是什麼。
就業率不是衡量高等教育成敗的唯一標準
記者：“學而優則仕”是中國老百姓最信奉的古話之一。然而，當前的就業形勢卻讓人們不得不質疑這句古話的正確性，人們把這一切歸結為大學教育出了問題，對此您怎麼看？
劉新成：這個問題很複雜，是多方面的。我們國家很大，可能各個地區也不盡相同，像北京等發達地區，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55%，高考升學率達到了 75%以上，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按照高等教育的規律，一般進入普及化階段之後，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並不應該是就業。我指的是本科教育。既然本 科教育並不是為了就業，那就屬於素質教育，在美國被稱為“博雅教育”。這種教育並非以專業訓練為主要指向，也不直接和就業掛鉤，如果按就業標準來衡量普及 化的高等教育，恐怕這本身就有問題。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地區，即像北京這樣的高等教育發達地區，本科教育的走向是什麼、培養目標是什麼、宗旨是什麼？比照普及化以 前，應該有一個調整。但應該怎樣調整？大家還不是很明確。社會大眾對本科教育的期望值在觀念上也沒有做相應的調整。所以，大學本科畢業生就業比例下降引起 社會的一些焦慮，這也是必然的。
在高等教育不太發達的地區，本科教育與就業的關聯度應該比發達地區更緊密，這些地方發生就業難的問題，我覺得有學校的因素，也 有學生的原因。學校的因素在於學校專業結構的調整不夠及時，與社會需求之間脫節。其實這個矛盾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教育部門和學校呼喊學生就業難，另一方面 我們到許多單位和企業去，他們卻說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這說明我們培養的人才和社會需求的人才沒有很好的對接。
國外大學與用人單位之間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大學請用人單位到學校回饋他們的學生有哪些不足，或者通過他們瞭解現在的人才市場 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從而來調整他們學校的專業結構和培養模式，而中國的大學“圍牆”基本還是把辦學者和用人者隔開，這是一個問題。
此外，大學生的就業期望值影響了就業率。比如，如果大學生願意到農村的偏遠地區工作，那他們大學畢業後就業肯定是沒問題的，但關鍵是大多數學生不願意去。所以現在不是無業可就，而是大學生在選擇就業，這種選擇肯定不能保證學生充分就業。
當然，涉及選擇的問題，不可避免要牽涉教育問題。大學生為什麼出現這樣的選擇取向？原因在於現在全社會功利意識非常強，人們很少 談理想、談終極價值，而現在的大學又普遍缺乏自覺引領社會的意識，追隨社會風向飄蕩。社會浮躁，大學跟著浮躁，培養出來的學生自然也浮躁。社會功利，學生 跟著功利。如此一來，大學生的就業觀就容易出問題。
記者：您的意思是，大學本科教育應該是一種素質教育，而不能以就業為指標來衡量大學教育，是這樣嗎？
劉新成：當然。我之前說的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時代，本科教育應該是一種素質教育，其實即使是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或自有大學以來，大學始終應該 堅持的立場都是育人，培養人的素養，而不是一個職業訓練所。現在我們過分強調專業對口，過分強調技能的培養，這種觀念和大學教育的本質是背離的。
人文社科教育貴應滲透在整個教育過程中
記者：有人說，中國人文學科的高等教育這些年是失敗的。對此您有何看法？
劉新成：我覺得不能簡單用成功和失敗來定論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而應該發現其中的問題，解決問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應該滲透在整個教育的過程 中，特別是對人格的培養、公民意識的養成、價值觀念的形成應該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們現在這方面的教育收效不是特別明顯，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對這方面 教育的研究不夠，仍然局限於說教式，事實證明價值觀的養成不是靠聽幾場講座、背一些名言、看一兩本勵志的書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在生活中體驗，在實際的學習 過程中耳濡目染，是一個感受的過程，不是一個讀書的過程。我們現在是把這方面的教育當做一門課程、一門知識來灌輸，這不行，因為這種教育不是知識教育。如 果老師都表現得非常功利，學術作假，對待自己的教學工作馬馬虎虎，對學生毫不負責，然後在課堂上教育學生要做有理想、有道德、負責任的人，這怎麼可能收到 良好效果呢？
記者：從1954年成立至今的首都師範大學，是一所包括文、理、工、管、法、教育、外語、藝術等專業的綜合性師範大學，是北京市重點投入建設、進 入“211工程”的北京市屬重點大學，是為北京市基礎教育輸送合格師資和培養其他現代化建設所需人才的重要基地。近年來，首都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建設不 斷加強，請您談一談首都師範大學的文科建設情況。
劉新成：首師大近年來文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目前首師大文科共有國家二級重點學科兩個（世界史和古代文學）、國家重點培育學科1個（美術 學）、研究基地1個（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全校文科教師共有669人，其中教授151人，副教授251人，文科博士生導師87人，藝術類博士生導師15 人。
2008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世界歷史進程中多元文明互動與共生研究”獲准立項，實現了北京市和我校 在這一專案上“零”的突破。“十一五”以來，我校共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專案42項。今年共有11項課題獲批立項，合計獲得資助經費103萬元，首次突破百 萬。近年來，我校獲教育部專案44項，北京市社科規劃專案37項，省部級以上獎勵27項，其中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項，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 果一等獎4項。
儘管首都師範大學文科建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會進一步完善不足、發揮優勢，培養更多優秀老師。
教師對學生投入精力太少說到底是機制問題
記者：目前，許多學生紛紛抱怨，老師們在教學上投入精力太少，有的研究生導師往往帶二三十個學生，很少過問學生的學業。請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劉新成：教師在學生身上的精力投入太少，從主觀方面的原因來說是老師的責任心問題，但老師們為什麼精力投入不足？說到底還是機制問題。眾所周知， 量化科研指標現在幾乎是指揮高校運轉的一支魔棒。由於這一指標在很大程度決定著高校的地位，所以為達到該指標所規定的數值，各校對科學研究給予名目繁多、 “令人心動”的傾斜政策，如科研編制、專案經費匹配、科研成果獎勵以及在評職稱、核定崗位、確定研究生導師資格時科研成果數量“一錘定音”等等。不論是評 職稱還是晉升，重在看科研，所以老師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而忽視了教學。在教學中，認真與不認真，在待遇、晉升上基本沒有區別，這樣一來，老師在教學 上就沒有壓力，也缺乏動力。
另外，在培養方法上也有問題。因為老師在教學上精力投入不足，所以就忽視對學生尤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的訓練，中國的文科教 育在教學上仍然採用的是老師講、學生背、然後考試的方法，這與國外文科教育方法有很大區別。比如歷史課，我們通常是期末進行一次考試，學期中間有一次期中 考試。一門課，就一本教科書，考試內容就出自這本教科書，所以文科學生只需要在考試前臨時突擊兩周就可以輕鬆過關，學習時間很短暫。而國外有些學校要求學 生一學期至少要做好多份研究報告，而且做每一份報告都需要大量的閱讀，否則難以過關。
記者：您有沒有考慮過怎樣改善這種現狀，尤其是您作為首都師範大學的校長，有沒有想過通過什麼辦法來改善首師大文科教育的這種現狀呢？
劉新成：這個考慮過，教育部副部長陳希到首師大調研時，我跟他談過這個問題，就是要下大力氣、下決心，扭轉教師在學生身上精力投入不足的問題。從 學校辦學的理念上說，我們準備把對本科生的高度負責作為我校辦學的一個特色和一個品牌來打造。其實，不論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門還是大學自身都意識到了教育教 學品質不高、教師對學生關注不足的問題，但多年來改進不大。其原因在於學校沒有下決心、下大氣力來改變這種狀況。陳希副部長很支持我們的想法。他認為要做 到這點，關鍵要靠兩個改革，一是分配制度改革，一是人事制度改革，這是個導向問題，讓努力教學、育人的老師在收入分配、個人發展上因此而受益，才能正確引 導，如果老師這麼做只是吃虧，那他們是不會做的。
我們學校大力呼籲關注學生、研究學生，要對學生負責，現在首師大所做的“請學生喝下午茶”、發調查問卷等只是一個起點，要真正 開展起來，讓我們的老師對學生負責，需要很長時間，也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我希望通過行政手段對老師的教學任務作出規定，雖然這樣做也會有弊端，但在目前老 師自覺投入教學的環境和氛圍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條件下，出臺一些硬性規定，會促使老師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本科文科的教學中來，這對提高本科文科學生的品質還 是大有助益的。
師範生要實行本科後培養
您曾經提出，師範教育改革要尋找新的突破口，從2003年起，首都師範大學對入校新生實行“兩新”培養，即全面實行“新學分制”，對師範生實行“新師範生培養模式”教育。2009年首招全日制教育碩士，請您介紹一下首都師範大學在師範教育模式方面的改革歷程。
劉新成：首師大“文革”前曾經培養過很優秀的老師，之所以優秀與生源好有很大關系，當時講求家庭出身，很多成績很優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送到 北京師範學院，這些人畢業之後在北京的中學裏都是很優秀的老師。改革開放之後，講出身等情況當然不存在了，在教師並不是一個很受人羡慕的職業的情況下，報 考師大的學生不是最優秀的人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名校林立的北京市，這種情況更加明顯。
我們原有的培養模式是在四年中要讓我們的學生學好兩門課程：一是學科的專業學習，二是教育學。比如數學系的學生，既要學好數 學，同時還要學好教育學。本來進來的時候就不是最優秀的學生，卻要在四年中完成比那些最優秀學生還要多的學業，要求其水準很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很早就 提出，師範生要實行本科後培養，就是讓學生在這四年本科階段扎扎實實地掌握好專業知識，然後有意從事教師工作的學生再專門拿出兩年時間接受師範教育。
這個願望提出之後，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實行，今年在政策上放寬了，所以我們開始嘗試全日制的教育學碩士。今年已經招收120名教育學碩士，9月1日就開始正式培養。
記者：您對首師大的發展有何期冀？對中國師範教育模式的發展有何期冀？
劉新成：我認為，一所大學在提什麼“國際一流”、“國內一流”之前，首先應該辦一所負責任的學校。所謂“負責任”首先要對納稅人負責，我們是公立 大學，辦學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如何使用這些錢，我們應該對得起納稅人。其次應該對學生負責，要關注學生、研究學生，真正使學生在校園的這段學習時光不虛 度。再有應該對社會負責，我總覺得一個大學，不管它是處於精英化階段還是大眾化階段、普及化階段，都應該是一個引領社會的機構，它應該對引領社會文化發揮 自己的作用。我希望首師大能夠被承認為一所“負責任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