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國際環境問題越發嚴重，尤其是以全球氣候變暖為表徵的氣候危機像一層揮之不去陰霾籠罩在全球上空。若任由此發展，非但會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還可能導致一些島國在幾年或幾十年之後在地球版圖上消失，這將是人類共同的悲劇。究其原因，就在於各國一直沉溺於過往的以高碳經濟為主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中不可自拔，急功近利，單純追求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忽視了環境的存在，進而氣溫上升、海平面上漲。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必須轉變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為可持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從構詞法上來說是一個偏正短語，就是可以在這個短語的中間加上一個“的”字，也就是“可持續的發展”。“可持續”在這個短語中是一個形容詞，形容詞的作用除了修飾外，另一個作用就是限定。因此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仍是發展，但是此處的“發展”是由“可持續”來限定的，“可持續”限定了“發展”的規模、速度、品質、效率等等。拿到氣候變暖領域，就是限定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能超過一定的峰值。從這一點來看，碳關稅和低碳經濟主張也是與可持續發展這一要求相符的。但是知易行難，需要各國在共同但有區別原則之上，在國際合作之中上下求索。
一、哥本哈根會議之難
舉世矚目的哥本哈根會議已經落下帷幕，此會議被冠以拯救人類最重要的會議等諸多頭銜，與會各方及全世界都對此次會議寄予了極大的期望，然而似乎是期望越多，就註定會失望越大，但人散曲未終。
本次哥本哈根會議所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並不是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其主要內容有5項：1.協議重申全球氣溫上升幅度不得多於攝氏兩度的目標。2. 要求各國在一年之內，簽署有法律約束力的檔，在2012年後取代京都議定書。3.發達國家同意在2020年前，每年集資1000億美元，協助窮國適應氣候變化，而在未來三年，發達國家將先提供三百億美元，其中歐盟出資106億、日本出資110億，美國出資36億。4.各國要在明年一月前，各自提出其減排計畫，美國表明其減排計畫還在考慮之中，歐盟則補充其減排計畫需經議會通過。5.協議花了很長篇幅，論述發展中國家彙報減排進展的責任，其中包括每兩年向聯合國提交報告，需要接受國際監察，但不會損害國家主權。
從協議內容可以看出，在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支持和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是否接受國際監督等方面分歧較大，離預期甚遠。原因何在呢?
可以打一個形象的比方來看透其中的問題。地球就好比一艘輪船在茫茫大海上行駛，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分別位於這條輪船的不同的船艙中，現在各國面前的共同大前提或共識是：這條船在漏水，如果不採取行動，這條船遲早會沉。由於要保證每個國家都在這個地球上存在，哪怕是最小的、最窮的國家，也就是保證這條船上的每一個船艙都不被海水淹沒，哪怕是最小的、最不牢固的船艙；同時由於每個船艙的裏的貨物總量、財富總量不同，發達國家的船艙裏貨物多、財富多、船艙大，發展中國家的船艙裏貨物少、財富少、船艙小；還由於每個船艙的豪華程度、牢固程度不同，發達國家的船艙豪華程度高、牢固程度高，發展中國家的船艙豪華程度低、牢固程度低。那麼問題就出在這，由於船在漏水，必須要扔掉一些東西以減輕船的壓力，保證船的安全。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多扔一些東西，因為發達國家的東西最多，給船的壓力最大，同時要求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來幫助發展中國家修繕他們不牢固的船艙，但發達國家不願意這樣做或是不能完全滿足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或是一為了表姿態，二為了繼續享有最大的船艙，就拋出了碳關稅、低碳經濟等主張來跟發展中國家周旋，繼續使發展中國家受制於己，雙方便開始了漫長的爭吵和談判。發達國家認為自己的財富都是經過經濟、社會的常年發展積累而來的，還要以此為基礎繼續擴大財富，誰的財富多，就要扔得多，這不公平，發展中國家是仇富；發展中國家認為之所以這條船在漏水，有傾沒之虞，是發達國家常年的財富積累造成的，他們享受了財富，卻把災難轉嫁到自己的船艙，這也不公平。看似是一個如何往船外扔東西的簡單問題，背後實則是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對各方擴大經濟利益的限制，要解決如何分配和限制，需要大智慧。
從此次哥本哈根會議可以看出，各方協商的不僅是環境問題，背後更是各方政治、經濟利益的角力，更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權的對抗，這是各方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最大的顧慮。有一點要承認，就是目前環境在與政治、經濟相衝突時還不具有優位地位。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項巨大而長期的任務，因為巨大，所以需由各國協力，非一國或幾國之力能左右其成敗，這是全人類的事情；因為長期，所以不是一兩次會議就能解決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勞永逸的，假設此次哥本哈根會議達成人們預期的檔，也不可能就一下子解決問題，應以此次會議所達共識為基礎，著眼長遠。悟以往之不鑒，知來者之可追。不論是各國協力，還是著眼長遠，都要在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之上，走國際合作的道路。
碳關稅之謎
全球氣候變暖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保護氣候安全是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可以說碳關稅的產生與全球氣候變暖密切相關，就是伴隨著各國保護氣候安全的行動而產生的。
1.碳關稅的產生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規定，包括歐盟在內的附錄一國家將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須在第一個承諾期2008年至2012年內，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水準基礎上削減5%，其他國家不承擔強制性減排義務。然而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以我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沒有承擔強制性減排義務為由，堅決不批准《京都議定書》，從而也不承擔減排義務。而此時企圖以氣候政治為杠杆進而重獲世界政治領導權的歐盟各界紛紛呼籲政府對美國和我國等沒有減排義務的國家的進口產品採取邊境稅收調節，來避免競爭力損失，防止碳洩漏發生。後來美國也隨之出現類似倡議。2007年12月美國參議院氣候和公共委員會通過的《氣候安全法案》提出邊界碳調整的補救性貿易保護措施，主要針對我國和印度的出口產品設計。2009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清潔能源與安全議案》，該議案宣稱：將從2020年起對不接受污染物減排標準的國家實行貿易制裁，具體的措施將表現為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碳關稅的說法便由此而來。
2.碳關稅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碳關稅，就是指主權國家或地區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徵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別關稅。
依據WTO規則，碳關稅的合法性是不明確的。由於WTO法律區別產品稅和過程稅。即對最終產品的稅收和針對包含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投入而徵收的關稅，產品稅的徵收是合法的，而過程稅則需進一步區別。過程稅包含在最終產品中仍保留物理成分的投入的徵稅和對未被融入最終產品的投入的徵稅。前者是符合WTO規則的。由於碳關稅是針對未被融入最終產品的投入徵收的，屬於後者，因此碳關稅應該是被禁止的。然而至今仍尚無爭端專家組裁決過針對諸如未被融入最終產品的投入徵稅的合法性問題。
同時根據GATT第20條，碳關稅的徵收又可能是合法的。該條允許在某些情況下基於環境理由的貿易限制，但是這一貿易限制的實施必須是實現環境目標所 必需的。也就是說如果爭端專家組認為徵收碳關稅的目的不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是彌補發達國家國內碳稅的損失，那麼碳關稅的徵收就不是必需的；但如果專家組的認定恰好相反，認定碳關稅的徵收是必需的，則我國等發展中國家就無法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來反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的碳關稅徵收。
如果拋開發達國家利用碳關稅作為貿易保護手段以提高本國企業競爭力，繼續控制發展中國家以轉嫁環境治理成本或是作為是否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的談判籌碼等目的暫且不論，單純從環境的角度來看，碳關稅是有助於溫室氣體減排的，是與可持續發展模式相符的，對我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更新換代也是一種激勵。問題不在於碳關稅本身，而在於使用碳關稅的人。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關鍵就在於發達國家是把碳關稅當做合作的手段還是當做對抗、控制的手段。發達國家已經佔據了技術高地，享有規則制定權，他們也樂於做規則的制定者，而讓發展中國家做規則的遵守者。
三、低碳經濟之悖
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會議，對於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解決，無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低碳經濟的問題也在這次大會上被再一次拋出。可以說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是源於過往的工業經濟模式，是在一種高碳消耗與排放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低碳經濟是伴隨著這一問題的解決行動產生的。從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再到這次哥本哈根會議拋出的低碳經濟問題，這標誌著在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上，當代人類正在從宣導共識向具有強約束的統一行動邁進。
我們在積極應對低碳經濟的同時，還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採取靈活審慎的措施，既要防止矯枉過正，更要避免無關痛癢。畢竟嚴峻的客觀形勢留給我們犯錯的餘地已經越來越小，事關全人類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到底如何解決也容不得我們半點差錯，況且低碳經濟是否就是對症的良藥現在還未可知。低碳經濟是一種在不觸動原有經濟模式根基的前提下，試圖從外部來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其自身的悖論存在。
首先，低碳經濟作為公事務，卻由私主體來實施。低碳經濟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公共事務的對策，是由追求本國私利最大化的個體國家來實施，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存在很大的變數。世界各國聚集在哥本哈根通過協商談判的方式來推進低碳經濟，這件事本身說明低碳經濟屬於公共事務或是公共經濟的範疇。聯合國召開這樣的氣候變化大會，也是希望在一個公共事務或是公共經濟的框架內來求得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的解決。那麼，哥本哈根會議是否存在著在公共事務或是公共經濟框架內來推進低碳經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公共利益面前，在公共框架內，由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國家來推進低碳經濟的實施這一道路能否行得通？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每一個體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低碳經濟的實施則是需要一個能夠代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主體，這一點個體國家很難做到，從哥本哈根會議的實際情況就可看出。按照排放責任與減排對等原則，西方發達國家應該在低碳經濟中承擔更大的公共責任。然而，無論是從滿足《京都議定書》要求的減排目標看，還是需要發達國家對全球節能減排進行更多補償資金看，發達國家一味與發展中國家討價還價，所做承諾與預期相差很遠。在資金和技術轉讓方面，情況同樣如此，發達國家捂緊錢袋子，都是寧願別人多幹，自己少幹。
其次，低碳經濟避重就輕，無視問題根源。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源於過往高碳消耗與排放的工業經濟模式，問題的根源或內核是經濟與環境的矛盾，而低碳經濟只關注問題的外在表現——全球氣候變暖，沒有把注意力放在經濟與環境的矛盾這一問題內核的解決上。也就是只解決氣候變暖問題，不觸及經濟問題，把兩者割裂開來，只試圖通過外在來找到解決問題之道，而不去動搖問題的內核。在此思想的支配下，各個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對外在的減排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就是很正常的了。
最後，低碳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極有可能是發達國家，而非全人類。按照低碳經濟延伸出的碳交易是靠市場機制運作的，而在市場機制中是以自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只要有利可圖，有投機的可能，就會有商家參與，而最終的利益還會流入商家的錢袋中，客觀的減排效果則會因為受到自由追逐利益的限制以至不能達到預期，全人類並非最大的受益者。同時發達國家憑藉成熟的交易技巧和規則制定者的強勢地位，率先佔據了低碳經濟的高地，使廣大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以致結果很有可能是發達國家成為低碳經濟的最大受益者。本來發達國家是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最大責任者，理應在低碳經濟中承擔更大的責任，更多的讓利於發展中國家，而現在卻極有可能成為低碳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不得不說是一個悖論。